后来，现代契约精神和金融产品，替代了“养儿防老”这个抗风险机制，女性才得以从传统的“妇道”规训里逐渐解放。如果没有这套现代经济体系，任谁奔走疾呼千百遍“贞操啥也不是”，也无济于事。

以上观点出自香港大学陈志武教授的《陈志武金融通识课》一书，对儒家文化进行金融学反思，直言市场经济是个人解放的必由之路。

陈志武金融通识课

陈志武 著

湖南文艺出版社&博集天卷 2024-4

舆情热点--青海频道--人民网

百度 差不多30岁时，韩雪沉下心总结，发现这些年除了表演上的消耗，似乎没有补充能量，大量时间在片场聊天、打游戏中消磨了。

《陈志武金融通识课》提供了一个解读“贞操”习俗的经济学视角。陈志武认为，中国小农经济社会中，子女是一种人格化的金融产品，类似于现在的股票、基金、债券等，人们通过“养儿”来对抗“生老病死”的风险，即“养儿防老”。

在这一体系中，女性可以确定孩子是自己亲生的，但是男性却难以确定。因此，如果妇女不贞节，整个儒家大厦的根基和建立其上的跨期交换体系就会动摇。

为了消解男性“替别人养儿子”的不安全感，以维护这套体系的稳定，儒家制定了“三从四德”、“夫为妻纲”来规训女性恪守“妇道”，保证血缘纽带的牢不可破。

以现代社会的眼光来看，“贞操”无疑是抑制单性别个体自由的产物，它是“坏”的。但是既然它这么坏，又为什么还存在了那么多年呢？就像《包刚升政治学讲义》挑明的，“有些看起来很坏的东西，能存在这么久，是因为它是更坏的东西的替代品。”

在古代的社会生活中，生存比自由更重要。为了保证“养儿防老”这一抗风险机制的正常运行，让人们都能安于现状，在一方土地间劳作、繁衍而不产生战乱，女性的自由就被牺牲掉了。

据《淮南万毕术》记载，汉代时人们用朱砂喂养一种壁虎，壁虎吃多了朱砂就会变红，人们用刺出来的壁虎血点在女子手臂上以佐证女子的清白，俗称“守宫砂”，现在仍然存在于一些古装偶像剧的设定中。

守宫砂是古代社会为了强化“妇道”观念而发明的外部规训，但其实并不科学。守宫砂带来的悲剧在古代历史中屡见不鲜，其中宋代何芳子的案子非常有名。

何芳子家道中落，嫁给了富豪林宓做小妾。林宓要出远门，在妻妾手上点上了守宫砂，回来检查发现何芳子的守宫砂不见了，怀疑她出轨通奸，何芳子辩解无用后羞愤自杀。人们同情何芳子被污蔑通奸，为她修建了一座“贞女庙”。

这种歌颂追捧“贞女”的思想在明清时期得到了进一步强化。明朝洪武元年（1368年），朱元璋下诏令旌表节妇，规定：凡民间寡妇，三十岁以前夫亡守志，五十岁以后仍不改嫁的人，要旌表门闾，还免除本家差役。明朝节妇烈女达到6586人。清朝贞洁牌坊的标准在年限上有所缩短，旌表的节妇烈女数达到历史新高——78073人。

《矢志不渝：明清时期的贞女现象》中认为，这种为死去的丈夫或是未婚夫守节的行为，之所以会引得无数女子效仿，是童年订婚的习俗、宗教中的轮回信仰，以及儒家思想共同规训的结果。

矢志不渝：明清时期的贞女现象

[美]卢苇菁 著，秦立彦 译

江苏人民出版社 思库 2022-5

婚姻，从分摊生存风险走向浪漫恋爱

但在明清时期，也不是所有女性都会选择“守节”。郭松义在《伦理与生活：清代的婚姻与社会》中，通过搜集各种文献档案史料，分析了清代上层人士与下层民众的婚姻观及女性在家庭中的角色。他指出了清朝时期伦理与生活的二重性：

一方面存在着通过旌表贞节来维持其所谓“人伦之大，风化最美”的婚姻伦理观念。另一方面也广泛存在着改嫁等与国家倡导的伦理观相背离的现实倾向，即寡妇再嫁。但这样的再嫁现象几乎只存在于底层贫困妇女之中。

就像清朝学者钱泳说的那样：“寡妇再嫁，得视门户之大小，家之贫富，推情揆理，度德量力而行之。”所以，因生计所迫，部分穷困的寡妇被有限地允许寻找新的依附。而官绅家庭的女子大多温饱无虞，必须绝对服从道德教化。

如此，传统婚姻的功能显露无疑：一是通过婚姻构成作为生产单位的“家”；二是将“家”作为互相分摊生存风险的体系；三是将婚姻和家作为情感交流的共同体。这三重功能为中国封建社会的秩序稳定保驾护航。

伦理与生活：清代的婚姻与社会

郭松义 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大学问 2025-05

五四运动后，“新青年”成为近代中国文化政治运动中的重要象征，“浪漫恋爱”成为一种事业，流行于城市的“新男女”中。让越来越多的少女渴望摆脱原生家庭，渴望获得独立自由。

但这只是一种观念先行，就像一个见识过西方汽车多么便捷的人，在阡陌交通的古代农村宣扬汽车代替轿夫和马车。但农村根本没有可供汽车通行的铺装马路，更没有规范汽车通行的交通规则，就算汽车宣传员磨破了嘴皮子，这车也不可能在农村一人宽的田埂上开起来。

在当时的中国社会，传统婚姻依然是保障社会经济运行与社会秩序稳定的核心。没有现代金融体系建立起来的契约精神和跨时间风险保障，自由恋爱不过是一片空中楼阁，风一吹便散了。

所以，浪漫恋爱与家族包办产生激烈冲突，五四时期的少女们只有选择与家庭决裂才能走上“自由道路”。但家庭经济断供摧垮了她们的生存基础，而劳动市场上多数只允许她们从事“花瓶”般的边缘劳动。少女们或是成为娼妓贩卖身体，或是重回家中接受媒妁之言，严重者则放弃生命以作最后抵抗。

少女中国： “女学生”的一百年

[日]滨田麻矢 著，高尚/乔亚宁 译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25-5

随着中国改革开放和城市化，财富与势力积累的方式已经被商品经济规律替代。妻儿不再被当做经济财产，高度专业化的社会分工和成熟的金融体系，建立起更广泛、有效的社会信任。但在农村，贞洁妇道依然有存活的土壤，因为生育与农村人的生产生活方式、与女性的经济价值深度绑定。

李银河在《生育与村落文化》中表示，自然经济的强大影响力，让农村的生育行为表现出一种不计经济后果的性质。生孩子的短期投资效益能为家里增加劳动力；长期效益则是老年保险。这就是在一些生养孩子的净成本已从负值变为正值的富裕地区，农民的生育观念并未改变的原因。

农村人囿于生活范围狭小，生活内容单一，人生成就感几乎全部围绕着基本生存需求——衣食住行、生老病死，其成就感遂沉积在养活自己和养活后代这两件事上，并与同村人产生竞争欲望与趋同压力。比如，为什么一定要生儿子？因为不生的话别人要骂“绝后”，丢不起面子。

生育与村落文化

李银河 著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2009-11

结语

五四时期那些为女性解放奔走疾呼的知识分子们，虽然都号称追求自由梦，但都只做着人文哲学上的尝试，对自由梦所需要的基础制度只有模糊的理解，不清楚私有制和市场经济才是个人自由的基石条件。这些认知缺陷使他们除了热衷自由的价值取向外，没能为这一价值追求找到成功的具体实现手段。

他们可能也不会意识到，在市场经济和金融秩序良性运转的社会中，“贞操观”的瓦解是自然而然发生的，并不完全归功于他们的“奔走疾呼”。

撰文 | 张天娇、邓文静

编辑 | 钱琪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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